斯里蘭卡及其佛教史

  斯里蘭卡島國位於印度洋東南端,與印度次大陸相望。它是孟加拉灣、阿拉伯海、南海和印度洋之間的交通要道,這一重要位置奠定了它2600年佛教傳統文化與藝術的歷史價值。

  當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決定傳播佛教時,斯里蘭卡是第一個接受到佛法的國家,此後佛法就成了斯里蘭卡的國教。佛教僧團的戒律為守護信仰和傳承實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傳統的佛教寺院是由佛教僧團構建的,因此,從西元前2世紀開始,在斯里蘭卡以特殊教育目的或指導人群的歷史被記載。

  這段歷史追溯到王天愛帝須國王與阿羅漢瑪欣德的相遇。西元前250年,在一個月圓之日,年長的阿羅漢瑪欣德長老遇見了斯里蘭卡王天愛帝須國王。

  阿羅漢瑪欣德長老對國王說道:我們是法王的弟子,出於對你的同情,我們從印度大王宮來到此處。
最早的《島史》記錄或“島國紀事”始於西元5世紀。《大史》即“大事紀”是在西元6世紀由佛教比丘摩訶南撰寫。這段歷史也是南傳佛教傳統的歷史。

  由於阿育王的旨意已向國王明示,阿育王的執政理念被斯里蘭卡當局採用。

  建立政權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福利國家,有足夠豐富的物產給窮人和殘疾人,盡力給比丘提供修行生活的機會。國王需要保障僧團的物資,並需要維護寺院。中世紀時期,僧團管理制度由僧眾結集而制定,由國王主持儀式頒佈實施。這些管理制度稱為《卡地王律條》,其中有些篇章得以保存並翻譯成了英文。

  佛教是政治政權和權力合法性的重要身份和特徵。它同時也避免了政治權力的濫用。

  在佛教王國,國家和僧團的共生關系形式被殖民者所破壞。僧團從殖民國家政府中分離,而導致不可挽回的徹底破壞。殖民統治“瓦解”了佛教。佛教機構經過幾個世紀的轉型,現在成了孤兒院和私人機構。

  到了19世紀早期,人們懼怕佛教從這個島上逐漸消失。不過實際上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佛教在島國斯里蘭卡的文化裡紮根深厚。對佛教的威脅,成為新興城市和城鄉接壤地區的居民的主要號召力。這些地區是因殖民化商業發展而產生的。這些地方的人比農民容易發動起來。

  如今,佛教作為文化遺產的象徵,成為不可或缺的自由反對外國侵略和統治的鬥爭。

  在自由運動中,知識分子對公眾的輿論推波助瀾。他們把殖民前的生活描繪成一個理想化生活——在佛教寺院樹蔭下,以豐富文化水平為高度的生活方式。這些作品受到新興中產階級的熱捧。

  在此背景下,出現了人類學家所稱的現代主義佛教。所謂的現代主義,反映了對殖民統治的反抗。這次反抗以政治和文化為由,但本質上是以恢復佛教為中心。這個運動是為了復興古代國家佛教文化遺產。

  佛教比丘與基督教傳教士之間進行了公開辯論,第一次公開辯論早在1865年進行。結果佛教的智慧挽救了佛法的衰落。

  對佛教最成功的捍衛應該是1873年帕那度拉窪由羯那難陀長老的發言。這次辯論的文本翻譯成了英文。奧爾高特陸軍上校獲悉之後,他來到斯里蘭卡,對佛教的復興起了先鋒的作用。最有影響力的改革者是阿納噶利克·達瑪帕拉(1864-1933),他最大的成就就是發動了大菩提運動,在保護佛教歷史聖地和印度遺址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菩提迦耶的恢復。

  最值得注意的佛教非殖民化的發展是新概念的產生。這些都是西方文化影響下的自然產物。現代主義佛教人士堅決認為佛教遠遠優越於基督教。佛教是理性的宗教,佛教反對盲目信仰,佛教的哲學是完全符合現代科學的,“佛教與科學”一直是現代主義佛教人士的主要論點。為加強這一論點,現代佛教思想追溯到了佛教的原點。他們的目的是區分佛教的本質與派生出來的神話論。追溯原始佛教教義的研究是一個佛教學者東西方完美結合的催化劑。1881年,德國學者赫爾曼奧爾登貝格在他的著作《佛陀》中,是第一個在西方真實報導佛陀的人,他介紹了佛陀的生平,佛法和僧團。

  在1950年,偉大的佛教專家、學者瑪拉拉塞克拉教授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創立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瑪拉拉塞克拉教授意識到當時是聯合亞洲新興佛教徒解脫殖民奴役的適當時機。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與斯里蘭卡當地的比丘們和瑪拉拉塞克拉教授用巴厘語交談,仿佛是在五世紀時的阿奴拉達普勒。參加國際會議的有:老撾的國王希沙旺、不丹王妃道爾吉、泰國公主潘比絲美、度佛教領袖巴巴薩訶阿姆伯德卡、禪宗學者鈴木博士,和緬甸少將桶拉昂等。斯里蘭卡被視為世界佛教的領導啟蒙,它在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這片論文大量參考了《斯里蘭卡佛教》,由偑雷拉著,斯里蘭卡康提市佛教公共社會出版社出版)